命運中的時尚之光

在人生最黑暗的歲月裏,是時尚為Grit Seymour帶來了美好和希望,讓她最終成為了享譽全球的知名設計師。

如果說一位服裝設計師的個人情況被國家安全部門關注了,你會有哪些腦洞大開的猜測呢?按照當下熱門影視作品的套路,這個服裝設計師的身份一定是種掩蓋,她大概是黑幫組織的幕後老大?正在策劃什麼恐怖活動?甚至可能是個在逃犯。聽到我們這些不著邊際的推斷,Grit Seymour大笑起來,這位歐洲奢侈內衣品牌Wolford AG的創意總監,柏林科技大學時裝設計專業教授,曾經效力過Hugo Boss、Daniel Hechter、DKNY和Max Mara等諸多品牌的著名設計師,早已可以自由地進行她的創作和表達心聲了,但回首那段曾經黑暗的日子,她依然感到不寒而慄。

Grit近期出任了歐洲奢侈內衣品牌Wolford的設計總監,她同時還是柏林科技大學的時尚設計教授。

Grit生長在東德,自幼對藝術感興趣。儘管她最終幸運地成為了全東德僅有的四位被允許在大學學習時裝設計的學生之一,可就在她入學的第一學期,就因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而被學校開除,下放到了鄉下一個小工廠。「東德的藝術家在1990年社會主義制度瓦解之前,是受到嚴格控制的,因為他們被視作政府的威脅。作為一名藝術家,你必然會對生活的社會環境有自己的想法和表達,這在東德是不允許的。你稍有表現出質疑和反對,可能馬上就會被投入監獄,我們不得不在各種界限之間小心翼翼地躲閃著。」

水泥縫裏綻放的鮮花

自孩提時代起,Grit便表現出對藝術的敏感和對時尚的熱愛。那時,東德的社會環境正如中國文革時代,一切都是灰暗壓抑的,服裝更是淪為遮體禦寒的物件而已。「這是一種物質條件上的限制,人們沒什麼選擇,除非會做衣服,又有勇氣把窗簾和桌布做成的衣服穿出去。」在Grit眼中,當時東德人能找來做衣服的面料,還不如桌布來得好看些。更可怕的是,如果有人穿著艷麗時髦一點的衣服,很可能被指責為不夠“社會主義”。但這些都沒嚇倒Grit,她成為了少數用窗簾桌布或其它能找到的材料來製作自己衣服的人。

左圖:三歲的Grit和她的家人在自家的後院裏。右圖:Grit五歲時的照片,她生長在東德。

“我想沒有什麼能阻止人們對美的嚮往。那時,我們可以每年兩次從西德的電視上看到巴黎時裝秀。為了接收到電視信號,我們得爬到屋頂上去調整天線。”Grit說,這有限的來自外面世界的消息,給了她許多希望,幫助她識破東德政府的謊言和專制。有同樣感受的不止她一個人,就像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樣,柏林墻也不是一天推到的,民眾在強權面前可能會暫時不得不保持沉默,但並不意味他們會就此放棄爭取本該屬於他們的自由和權利。“儘管東德政府嚴禁人們收看西德電視節目,但大家都在偷偷看。當時有一片地區收不到西德的電視廣播信號,我們管那裏叫‘愚昧的山溝’。”

到了十幾歲時,Grit嘗試了一次更大膽的舉動。她在自己的外套上帶了一枚Swords to Plowshares的徽章,這是一個倡導基督教和平運動的團體,Grit是其中的成員。任何宗教對推行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政權來說都是敵人,Grit的這個舉動在東德隨時可能被抓。“如果你被警察攔下,你不知道會面臨什麼,可能不經審判直接投入監獄,可能被遣送到偏遠地區,或者被毆打、被大學開除。總之,一切都是未知數。”有一天,Grit和其他團體成員們在一起時,警察真的來了。Grit機智的在外套外面套了一件毛衣,蓋住了徽章。她的幾個朋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被捕了,有人被流放,有人被關押,還遭受了酷刑折磨。

爭取流亡之路

後來,Grit很幸運地進入了大學,還可以學習她喜歡的時裝設計。但她堅持與她Swords to Plowshares團體的朋友們會面,有時為了安全起見,會把見面地點約在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是當時極少數東德人可以前往的外國,因為它們實行的也是社會主義制度。有一次,在Grit從捷克探訪好友回來的路上,她乘坐的火車一進入東德境內就意外停了下來,一隊警察登上火車,直奔Grit而來。他們搜查她的書包,發現了Grit從朋友那裏帶回來的東德禁止的書籍和音像製品。

僅僅為了幾本書,就停下一輛火車來抓捕一名時裝設計專業的學生,這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Grit被帶到拘留所,警察徹夜審訊她。“這不是那幾本書的問題,他們一直都在跟蹤我,知道我和我那些朋友還在會面。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Grit回憶說,她當時做好了最壞的打算。警察在天還沒亮的時候,把她又押上了車,並在一處森林停了下來。Grit被拖下車,她以為等待她的也許是吃一顆槍子之類的。可奇怪的是,警察只是把她丟在那裏,然後就開車走了。“我想他們就是想恐嚇我一下吧!我非常高興自己活下來了,還沒被抓進監獄。“劫後餘生的Grit自己想辦法找到了回柏林的路,不過,事情還遠遠沒有結束。

等Grit回到學校,她發現警察早已通知了校方她的情況。毫無意外的,她立即被學校開除了,學校還召集了全校學生,為她開了一場盛大的批鬥會。“他們說我是走資派,是叛國賊。”隨後,Grit被遣送到了柏林以南約350公里的一個名叫Mühlhausen的小鎮上,在一家工廠當縫紉女工。也許真是和時尚有不解之緣,Grit在工廠裏居然還有機會設計一些服裝,但她不想就這麼逆來順受地接受強權為她安排的命運,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她申請了出境簽證。

那個時候的東德出境簽證,不亞於歐洲中世紀時的流放之刑。偉大詩人但丁就是因政治迫害而被流放,最終抱憾客死他鄉。在東德持此簽證出國的人,也可能永遠無法再回到德國,永遠無法再與親人朋友相見。而且,如果申請被拒的話,那申請人以後會面臨更加嚴苛的監視和審查。不過,這些對Grit來說,沒什麼好怕的了,在Mühlhausen她等於已經在流亡了。

Grit花了整整三年時間才拿到出境簽證,不得不說在專制統治下,有時連獲得一個流放的機會都是一種奢侈。那是1988年,也就是推倒柏林墻的前兩年。“我是十一月離開東德的,那裏的一切都是如此灰暗。”Grit甚至感覺不到自己內心有多哀傷,因為當她步入西德之後。“也就是往前幾米的距離,一切都明亮起來,充滿了色彩,這個對比太強烈了。我還記得那種感覺,就像是一塊大石從我身上落了下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可以做我自己了,說出我的想法,過我想要的生活。”

時尚新生活

Grit先是在西柏林開始學習時裝設計,然後又去了倫敦。“當我還生活在東德,看不到任何希望時,我的一位朋友就曾對我說,‘你會成為第一位在巴黎舉辦時裝秀的東德設計師’。那時,我以為她瘋了,結果卻被她說中了。十年之後,我在巴黎舉辦了自己的時裝秀,還成為了第一位為巴黎時尚品牌擔任創意總監的東德女性。”Grit說的品牌是Daniel Hechter,這位著名時尚大師,在1962年創立的自己的同名品牌,被業界認為是成衣的發明者。1997年,Daniel Hechter聘請了Grit擔任女裝部創意總監。“這是一項讓我一直感到驕傲的成就。”

Grit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了西德後做模特時為雜誌拍攝的照片。

Grit和DKNY的創始人Donna Karan也合作過。“我們在一起瘋狂的工作,擺弄著各種最精緻的材料,沉浸在奢華和各種靈感之中,像是活在設計師的夢境裏。Donna教會了我享受純粹和酣暢的創造力是在各個層面取得成功的關鍵。“Grit認為她的設計是”純粹的、有雕塑感的和永恆的“,她的美學理念經常被人描述為”女性之光“,大概這是因為當她離開東德進入西德時,那種強烈的對比感一直深深烙印在心中。由黑暗走向光明的釋懷和幸福,讓她永遠不會再走回頭路,會一直堅定地向著更光明的地方不斷前行。

柏林牆殘存的部份,這座分割東德與西德的高牆於1989年被推倒。

例如:作為當下時尚界有影響的人物,Grit是“時尚革命”的成員之一。該非營利組織成立於2013年,那年四月,孟加拉一家環境惡劣的服裝廠發生坍塌事故,導致1133人失去生命。悲劇發生后,時尚界有許多人士站出來,號召公眾關注製衣行業產業鏈,并要求各大品牌增加生產環節透明度,以避免更多製衣工人遭到不公正、不人道待遇,甚至沒有人身安全保障。

“我想現在的西方自由社會也存在許多問題,但大家都在開誠布公地尋找解決方案。就像時尚行業,我希望人們能更注重持久性,更多享受自己已經擁有的,而不是拼命想要更多。”Grit告訴我們,在東德政府解散之後,她曾看到過東德國家安全局斯塔西(Stasi)保存的關於她的文件。其中有她寫給朋友信件的影印件,她去過哪裏旅行的記錄,還有她那些“妄圖顛覆國家”的想法。有趣的是,文件居然被命名為“行動詩人”。也許安全局的工作人員搞錯了Grit的職業,但他們對於她是個“行動派”這一點上,無疑是正確的。“我大概還不太確定宏觀上的解決方案是什麼,但我知道共產主義絕對不是出路。”Grit篤定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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